目前，全國各地有供貨商協會（聯合會）約40多個，然而，大多數協會已名存實亡，仍在運作的不足10個，且均在“艱難中跋涉”。 

　　核心提示：
　　
　　目前，全國各地有供貨商協會（聯合會）約40多個，然而事實上，大多數協會已名存實亡，仍在運作的不足10個，且均在“艱難中跋涉”。
　　
　　在零供矛盾正經歷著“一個超市倒下去，一批供貨商站不起來”的時代，最早將供貨商聯合起來抱團應戰強勢一方，并在成立之初即屢戰屢勝的貴州省供貨商聯合會，也已身陷“崩盤”的重重窘境。
　　
　　聚指成拳，意為團結起來力量大。不過，若指聚而難以成拳，則力之強弱，決戰之勝負已了然于目。
　　
　　一個行業協會的鼎盛與衰落，成敗只在這指與拳的力度之間。
　　
　　聚指成拳
　　
　　在貴陽做了多年食品供應的李強（化名）還在傷神，因一家大超市的巨額欠款，他無力支付生產商的貨款，一方面正面臨著數起法律訴訟，一方面又要通過申訴向業已倒閉的大超市討要公道。
　　
　　在眾多供貨商中，相對于實力強大者的煩惱，花溪區種植戶劉女士顯得有些憤慨：“我同時給幾家超市供應草莓，但他們只選擇一兩家供貨商，你不想讓草莓爛在地里還得交每公斤1元的進場費。最慘的是，貨款最短也要壓到一個月后才能結算，還經常縮水。”
　　
　　李強和劉女士遇到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記者了解到，近年來，貴陽市各大超市商場不僅拖欠、克扣貨款，且普遍對供貨商收取高額的進場費、節慶費、扣點費、宣傳費、端架費以及存貨費、理貨費等名目繁多的費用，有甚者還攜債逃跑。
　　
　　“最怕商場搞‘促銷’，他們搞的所有活動，都是壓榨我們。”一位供貨商說。據統計，近年來貴州先后有新國道、華潤、華士聯量販、佳信佰等10余家超市因各種原因關門謝客，導致3000余家供貨商近上億元的資金無從收回。此間，該省供貨商數量以每年30％的速度遞減，省外大量商品卻步于貴州市場。
　　
　　與占據主動地位的大賣場相比，單個供貨商絕對是弱勢群體。委曲求全、血本無歸又各自為政的供貨商們在傷心退場之余，開始考慮如何為了榮譽和生存而戰。
　　
　　2004年7月13日，在幾經艱辛醞釀后，貴州省供貨商聯合會宣告成立，貴州的數千大小供貨商有了可以與“強敵”抗衡的組織。
　　
　　兩場“戰斗”
　　
　　聯合會成立不久，便接到供貨商反映貴陽諾瑪特（中天店）拖欠貨款問題嚴重。經調查，諾瑪特注冊資金3000萬元已被抽走，其拖欠供貨商貨款已達4個多月，累計欠款達2000余萬元。
　　
　　聯合會隨即向諾瑪特遞交了商洽函，同時將有關情況向政府及公安部門反映。經與諾瑪特高層多次激烈交鋒，對方最終擬定了具體還款計劃，隨后首批支付200萬元，半月后又撥資300萬元。
　　
　　接下來支付工作因賣場無資金來源而擱淺。供貨商開始停止供貨，關門的后果是傷及兩方。聯合會與諾瑪特緊急磋商，決定力促店門不關。隨后，經聯合會提議并與貴陽市商業銀行、貴陽諾瑪特商業有限公司、諾瑪特控股有限公司就諾瑪特（中天店）資金管理等問題簽訂了《四方合作協議》。《協議》明確聯合會對賣場所有商品銷售進行監管，雙方共同設立賬戶，賬期為15天，由供貨商聯合會審批后支付；對拖欠之貨款，由諾瑪特方面限期擬定還款計劃。
　　
　　這一做法引得業界一致贊許。有業內人士認為，其開創了供貨商與零售商新型支付關系之先河，為政府監管市場提供了經典范例。
　　
　　賣場向供貨商征收的“苛捐雜費”中，最嚴重的是進場費。據了解，貴陽市的進場費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
　　
　　一家在貴州頗有影響的大賣場，在第一個商場開業時收取了供貨商的高額進場費，并承諾在第二個商場開業時不再收取。然而不久后，該賣場又要求進入其第二個商場的供貨商繳納高額進場費。得知此事后，聯合會立即組織供貨商代表與賣場商談。在商談無果的情況下，供貨商毅然停止對賣場供貨。眼見貨架上的貨物漸漸賣空，賣場終于與供貨商達成協議，降低了第二個商場的進場費。
　　
　　聯合會秘書長何金瑩將這兩次維權行動稱為“戰斗”。“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供貨商終于敢對大賣場的非理行為說不，他們從妥協走向制衡，重建起自身在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他如此評判這兩場“戰斗”的涵義。據悉，僅2004年，聯合會就為供貨商追回貨款上億元。
　　
　　有什么資格調查？
　　
　　然而從過往的戰斗和勝利回到現實，曾因在“諾瑪特事件”中扮演領袖角色而獲得中國第二屆十大中華經濟英才提名獎的何金瑩卻沉郁起來。比照在當年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一番誓為供貨商撐腰壯膽的激昂表白，如今的他顯得無所適從。擺在他面前的問題竟是：聯合會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在該會的相關工作流程中，進行市場調查、咨詢服務，為本地供貨企業和外來供貨企業提供一個與終端大賣場實現平等對話的平臺是其一項重要任務。“對賣場、超市等零售商與供貨商的交易行為進行市場調查是開展維權行動的前提，沒有調查就無法認定交易過程是否合理合法。”不過，在何金瑩看來，這項工作“異常艱難”。
　　
　　2006年6月，有供貨商向聯合會反映，貴陽某大型超市不僅收取高額進場費，且店大欺客，頻繁掀起由供應商、經銷商買單的促銷浪潮。接報后，何金瑩立即帶領維權人員及供貨商代表前往該超市調查取證，豈料該超市一負責人聞訊趕來阻止，并對其一陣呵斥：“我們走的是市場化道路，你們有什么資格來做調查？”何金瑩亮明身份并出示相關調查公函，而該負責人看都不看一眼，甚至警告要起訴他。隨后，一行人被超市保安強行趕出大門。
　　
　　“對一個由政府部門批準成立的正規行業協會負責人尚且如此，如果單個的供貨商自己去取證，遭遇可想而知。”何金瑩覺得，零售商根深蒂固的欺凌之勢不僅直接侵害了供貨商群體經濟利益，也對供貨商聯盟維權工作的開展造成了嚴重威脅。
　　
　　“商人一打就散”
　　
　　記者采訪中體會到了在零售商強勢壓力下的供貨商生存之艱。談及拖欠貨款時，供貨商都顯得十分小心，在記者保證不透露其身份后方才接受采訪，并反復告訴記者：“得罪他們了，就更別想拿到貨款。”
　　
　　或許應該說，面對種種零售商開出的霸王條款，不得不買單的供貨商多少都患上了嚴重的“恐懼癥”。
　　
　　而更多的供貨商選擇了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煙酒供貨商吳先生承認，中小供貨商在商場的談判中明顯處于弱勢，商場難免漫天要價。他說，所有需要支付給商場的費用加起來，多時占到了年銷售額的20％左右。雖然也曾有供貨商對此類費用提出抗議，但均慘遭撤柜的命運。“所以就算付出高達數萬元的價碼，能順利進入大賣場，感覺還是很劃算。”
　　
　　盡管聯合會成立的初衷是“團結供貨企業，捍衛供貨商利益”，但供貨商“團結得快，卻分散得也快”。據何金瑩介紹，“諾瑪特事件”首次維權行動成功，聯合會很快贏得供貨商的信任和支持，提出維權的會員數量在短短十幾日內迅速增至150余家。不過，“每個人來到供貨商協會都是要討回自己的損失，而看不到維權對于整個零售行業長遠的積極影響。”
　　
　　山西代理商聯合會會長、中國代理商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樊曉軍，在2004年發生的普馬案供貨商自救過程中也充當了領袖角色。他認為，目前中國供貨商代理品牌少、分銷區域少、競爭實力小的現狀，使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思想不堅定，容易動搖。很多供貨商在維權過程中都要看零售商的眼色，很容易被瓦解。”樊曉軍將這一現象稱為“商人一打就散”。
　　
　　樊曉軍和何金瑩同時認為，供貨商只有真正團結、聯合起來，才能由弱變強，形成抗衡力。
　　
　　行業法規有“軟肋”
　　
　　早已為眾矢之的零供關系，在經過漫長的等待后終于在2006年10月18日有了第一個官方說法：由商務部等五部委聯合頒布的《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于11月15日起施行。“這是全國供貨商的共同勝利。”樊曉軍認為。
　　
　　而相關人士則對此有異議，認為《辦法》的出臺首先等于承認了進場費的合法性。“新規對于進場費并不是全部封殺和一刀切，而是明確了零售商哪些費用該收，實際上是零供雙方自愿達成的。”何金瑩認為，承認進場費并合理收取是給稅務部門在納稅上有一個合法依據，顯然在這一點上政府和零售商已達成了默契，而供貨商只能默認。
　　
　　眾多供貨商的表達是，《辦法》還有諸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雖然對零售商以購銷、代銷、聯營等方式銷售的不同類商品均有具體的付款時間限制，但關鍵的是，對零售商如不能按時結賬，卻沒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對供貨商普遍呼吁的規范合同文本，新規雖有鼓勵，但并未作具體指示。此外，對《辦法》的適用范圍，供貨商也期待廣泛延伸。
　　
　　“發生爭議的細節非常具體，但法規調整的范圍卻不能面面俱到。”貴州省商務廳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
　　
　　令何金瑩遺憾的是，《辦法》中多項關于行業協會的條款務虛而不務實，如第29、30條相繼鼓勵行業協會建立商業信用檔案和零售商貸款結算風險預警機制，“但既不做具體規定，也不說要授予行業協會相關職能，聽起來好聽，實際上都是毫無操作性的空話。”何金瑩無奈慨嘆。
　　
　　在一份尚未公布的《貴州省零售商與供應商交易行為暫行規定》中，記者也找到了多處如何金瑩所言的弊病。
　　
　　期待政府當好“管家婆”
　　
　　即便《辦法》“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約束力”，但眾多供貨商依然充滿期待。而何金瑩認為，相關實施細則在貴州沒有執行力。
　　
　　他向記者坦言，雖然有幾百家會員單位，但他卻感到聯合會已“沒有能力”，有時甚至考慮聯合會是否需要存在。“維權需要舉證，而我們進不了商場。雖然有法律法規保障，但毫不諱言地說，幾乎所有的零售商都希望聯合會死掉。”何金瑩表示，缺乏相關的行政和執法權，使行業協會陷入有事要辦卻辦不成事的尷尬境地。他直言，近一年來聯合會根本沒有說多少話，“一些會員開始懷疑聯合會存在的價值，這對于這個年輕組織來說是摧毀性的打擊。”
　　
　　日前，高調發布的《中國公共服務發展報告2006》指出，我國當前政府公共服務總體水平偏低、發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趨同。何金瑩稱其對此感受最深，行業協會未得到政府行動上的有力扶持，管理部門的服務大多都形同虛設。
　　
　　貴州省商務廳有關人士則表示，目前，管理部門都在逐漸淡化“管家婆”的色彩，所以當市場交易雙方出現矛盾時，更應靠法律法規來解決。
　　
　　與該人士的說法相左的是，當市場交易雙方出現利益分享空洞時，多部門則一涌而上，爭當頭兵。貴州某飲用水公司負責人陳志給商務部如此諫言：綜合多年零售行業經驗，希望明確商務、工商、稅務、公安等部門的具體職能，以免出現“齊抓共管、大家不管”的局面。
　
　　“我們還是期待政府來當好管家婆，并賦予行業組織一定的行政職能。”何金瑩說。
　　
　　就在20天前，貴州省供貨商聯合會向該省政協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相關部門盡快出臺《辦法》實施意見、召開零供對話會、建立零供交易行為動態檢測預警機制以及在聯合會設置供貨商投訴中心等，不過，至今他們未收到任何回復。

　　（中華工商時報 記者王松 見習記者田錦凡）